宋氏三姐妹晚年生活：宋庆龄一生最大遗憾

宋氏家族除宋氏三姐妹为世人所熟知外，还有宋氏三兄弟。兄弟姐妹6人中，宋庆龄排行第二。大姐宋蔼龄，1890年出生，13岁时也像父亲当年那样，只身一人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成为中国第一批赴美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回国后协助宋嘉树在孙中山身边从事秘书工作，后来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14年，与她留美时的同学，孔子第75代旁系孙孔祥熙结合，当上“孔氏钱庄”的老板娘。大弟宋子文，1894年出生，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硕士，毕业后，在宋庆龄的推荐下，出任广东军政府的英文秘书和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后长期担任蒋介石政府的财政部长，跻身“四大家族”行列的亿万富翁的排行榜。

妹妹宋美龄小宋庆龄4岁，美国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女子大学毕业。1927年底在宋蔼龄的撮合下与锋芒毕露、尽揽大权的蒋介石联姻，成为现代中国政坛声势显赫的“蒋家王朝”的第一夫人。二弟宋子良与小弟宋子安虽名声不及三位姐姐和大哥显赫，但也身居国民党政府外交、银行等部门的要职，充当宋子文的左膀右臂，加之其“宋氏家族”的特殊地位和身份，也使得世人对之另眼相看。

宋氏姐妹同出一宗，情同手足，但信仰、志向、情趣各不相同，公众舆论对此曾有精辟评论：蔼龄爱钱，庆龄爱国，美龄爱权。1927年掀起的狂澜巨涛使宋庆龄和她的姐妹兄弟们分道扬镳。大姐宋蔼龄和姐夫孔祥熙早已投靠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小妹宋美龄则成为蒋介石的追求对象倾向老蒋，宋子文虽对蒋介石所作所为深为不满，但也终究不敌威逼利诱踏上贼船。宋庆龄面对全家倒向和宋子文出于对姐姐的关心前来通风报信，她不无遗憾而又坚定地告诉这位自己喜爱的同胞兄弟：决定走自己的路，与蒋介石斗争到底。

抗日战争的炮火重新使宋氏姐妹兄弟再度相聚，携手合作。宋氏三姐妹并肩相随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或出入医院慰问伤员；或往返前线视察阵地；或前往学校看望孤儿，把宋氏家族的团结与风度展现在中国和世界面前。

然而宋氏家族团圆的好景不长，蒋介石的内战与独裁政策再次把宋庆龄和她的姐妹兄弟们分开，从此姐妹兄弟各奔他方，成为永诀。

1948年，“精明”的宋蔼龄趁国民党溃败前夕，打点行装，携带巨额家产移居美国，1973年病逝于纽约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

同年底，受命赴美求援的宋美龄竟未能踏上故土最后一脚，便随着蒋介石的兵败大陆而由美国直飞台湾，偏居一隅，了却残生。

宋子文终于与妹夫积隙甚多，愤然于1949年辞去行政院长一职，经香港、巴黎，迁居美国，1971年病故于旧金山。

宋子良、宋子安弟兄二人也在1947年前后定居美国，客死他乡。

但是政见与信仰隔不断姐妹之情。宋庆龄常对人说：“美龄十分聪明，她拉丁文比我好得多，在音乐上也很有天赋，钢琴弹得特别好。”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与宋美龄走向了两条道路，但却一直保持着友好情谊，她们经常在电话里用上海话亲切交谈。宋美龄还特别为姐姐安装了一部对外不公开的电话，并把长途军话台供蒋宋夫妻联系用的绝密电话号码告诉庆龄。宋庆龄与宋子文虽政见相左，但姐弟情谊笃深，弟弟送给她的一只小型金壳收音机和一架“施特劳斯”牌钢琴被她视为珍爱之物，陪伴宋庆龄度过多少孤寂的日夜。
人到晚年，宋庆龄愈加思念远在海外的同胞手足。一次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到：“你和我一样，也是三兄弟、三姊妹，可是我却无法和他们通信。”每次海外来人，她总是设法打听姐妹兄弟的情况。在差不多长达30年的时间，宋、孙两个家族都很少有人和她来往。她内心极其难过和伤心。有一回，海外有人捎给她一张美龄的近照，宋庆龄端详良久，口里还不停念叨着：“我和三妹很久没有见面了”，双眼充满思念的泪花。

姐弟6人中，宋庆龄和幼弟宋子安的关系最为要好，认为子安最了解她。“文化大革命”中，宋庆龄几次托人捎去口信。希望在有生之年见他一面，以叙姐弟之情。1969年，宋子安病逝，宋庆龄不顾当时种种禁忌，发去电报以示哀悼。宋庆龄去世后，子安夫人率家人特地从旧金山致电，对姐姐的故去献上一片怀念之情。宋庆龄与二弟宋子良关系始终很好，因此1929年曾作为家中代表赴沈阳迎接二姐从柏林回国参加“奉安大典”。病重时刻，她仍期望有朝一日子良能重返故土，并委托身边亲友帮助接待，1981年5月22日，子良从纽约发来慰问电，对二姐患病在身不胜难过，远在千里之外为她的康复而祈祷。然而姐弟团圆终未能实现，这成为宋庆龄一生中的最大憾事。

1980年3月的一天，耄耋之年的宋庆龄凝神端详着一张中国历史博物馆送来的请她鉴定的日文抄件，沉思良久，感慨万端。这张年代久远，纸质发黄的抄件的中文译文是：

誓约书

此次孙文与宋庆琳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反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孙文（章）

宋庆琳

见证人和田瑞（章）

1915年10月26日

孙中山、宋庆龄的结婚誓约书。

看过原件，宋庆龄不禁连连点头，动情地说：“对，是它，没错。这是真品。”

她还特地解释道：“当时结婚日期是10月25日，只因日本有双日吉利的习俗，所以在誓约书上写作26日，还有誓约书上用‘琳’代替‘龄’字是因为‘琳’字易写。另外，当时自己没有印章，所以只好空缺。”

抗日战争中，保存在上海孙中山故居内的两份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誓约书，都被日本侵略者掠走，很可能这件就是其中的一份。

宋庆龄激动地望着手中极其珍贵的婚约书，仿佛当年与孙中山先生东瀛结合的情景就在眼前。

1913年，宋庆龄结束了在美国6年的留学生活，踏上归国行程。本来，她要回到上海与父母团聚，可是在加利福尼亚逗留时突然接到父亲要她“推迟行期”的电报。后来她才得知，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后，反动本性暴露无遗，他先是派人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后又与英、法等国签订善后大借款，准备用武力消灭南方革命力量，这样，孙中山等人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逆，但终因势单力薄，寡不敌众，再度流亡日本。随后，父母携蔼龄、子良、子安也举家东迁，来到横滨暂居避难。

1913年8月28日，分别5年之久的宋庆龄与父母姐弟在横滨相逢。十多天后，她在父亲带领下前往东京看望孙中山，宋庆龄向孙中山转达了美国华人对他的问候与支持，并将当地华侨赠送的一箱加利福尼亚水果转交给他。当宋庆龄看到孙中山紧张繁忙的工作和十分简朴的生活后，一种帮他从事革命工作的强烈愿望油然而生。

此时，正当孙中山处于危难之际，不少革命党人打起了退堂鼓，纷纷别他而去。宋耀如虽紧随孙中山忙前跑后，处理日常事务，但毕竟年近半百，体力不支，况且又身患肾病，不宜长时间坐地伏案紧张工作；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姐姐蔼龄也因忙于筹措婚事，难于一身二任，正盼望能有人接替她的工作。

一连数日，宋庆龄在父亲或姐姐陪伴下出入孙宅，帮他料理生活，处理日常事务，很快赢得孙中山的信任与首肯。不久，宋庆龄正式接替蔼龄，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实现了她少年时代崇拜和追随英雄的夙愿。此时，在宋庆龄内心充满了无限喜悦与激动，她为孙中山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而钦佩，更为孙中山的伟大人格所倾倒。半年之中，她与孙中山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将全部热情和心血投入到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之中，不知不觉地坠入爱河，萌发出纯真少女的一片爱心。

在东京和孙中山相处的日子里，宋庆龄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她给妹妹美龄写信道：“我唯一的快乐是与孙先生在一起，这是我从小姑娘时候起就想做的，我对他大有帮助……”

一天，22岁的宋庆龄终于向有着和她父亲般年龄的孙中山袒露了爱慕之情：“我们结合在一起吧！我已仔细地想了好久，我能永远帮你做革命工作！”

孙中山怎会感觉不到宋庆龄为他奉献的温柔体贴和一片忠贞，又何尝不喜欢身边美丽、动人，洋溢着青春气息和革命热情的少女。但他深知自己处于动荡不定的生活环境，况且已有妻室子女，再加上年龄和身体状况，因此以“我已经老了，你还年轻”的理由谢绝了宋庆龄的求婚。
宋庆龄则坚定表示：“革命不问年龄，爱心没有年轮，我的心早已和你联在了一起。”

孙中山再次告诉宋庆龄要慎重考虑，并让她征求父母的意见。果然，不出孙中山所料，当宋庆龄回到上海把孙中山结婚的想法据实以告后，遭到全家人一致反对。

父亲厉声断言：“这不可能！”母亲则面露不悦：“你疯了，他大你27岁，况有妻儿在身。”连一向疼爱自己的姐姐蔼龄也极力反对，并背她当众宣布已将庆龄许配一家漂亮阔少。一连串的打击和反对，使宋庆龄如遭雷击，当场昏倒。然而，她早已抱定为孙中山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的心愿，终趁夜深人静之时，破窗出走，重返孙中山身边。

1915年10月25日下午，东京大久保百人町350番地日本实业家梅屋庄吉的客厅里，宋庆龄和孙中山举行了热烈而简朴的婚礼。大厅正面，两簇鲜艳金黄的秋菊争相怒放，一字排开的洒金龙凤屏风辉煌耀眼。虽然父母亲人没有出席女儿的婚礼，但亲朋好友却献上诚挚的祝福。只见头戴宽沿花帽，身着绣花套裙的新娘与新郎手挽手、肩并肩，面对来宾吟诵着裴多菲的爱情诗句，庆贺这一跨越年龄的新生活的开始。

这是理想与情趣的结合，也是理解与爱情的结合。每当谈起这一天，孙中山与宋庆龄无不充满激情与兴奋。孙中山说：“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60年后，宋庆龄对这一天仍记忆犹新，她动情地说：“10月25日，在我的生活中，是比我的生日更重要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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